作者｜夏洛特·诺德曼（Charlotte Nordmann），哲学家，曾翻译过多部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作品，她于2006年出版了《布迪厄/朗西埃——社会学与哲学之间的政治》（Bourdieu/Rancière-La politique entre sociologie et philosophie）。
如果我们只把“知识暴力”当作暴力的一种指代方式，且将其局限在“知识领域”，又或者把“知识暴力”当作知识分子利用暴力进行的自我保护，那么“知识暴力”的概念就会变得非常狭隘，这是不恰当的。的确，根据我们所能够界定边界和统一原则的“知识领域”来看，它和所有领域一样，是一个有斗争、有竞争的地方，自然，这种竞争所使用的方式往往不是那么的“廉正”或者“公平”，因为这些“暴力”在已规定的竞争中违反了该领域的规则，我们称之为“人身攻击”式的袭击和恫吓，抑或使用制度手段让理论上的对手哑口无言。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或者依然是暴力的捍卫者，不管这种暴力被视为是“历史助产士”，还是被看作因一场“正义战争”而受到遏制的委婉的暴力。但是，知识在这里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因此，在理解这些暴力的不同形式时，我们会迷失方向；同样，若要将这些不同的形式关系阐述清楚，我们也会显得无能为力。不过，“知识暴力”这一概念确实变得十分有趣，如果我们因此认为知识分子的身份保护固有的暴力，便会看到一个本质的问题被提了出来。这一身份依靠的是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这意味着某些人的思想“确实”优于“其他人”，就如同艾蒂安·巴利巴尔在评价马克思时所写的那样：在引入“文化和知识的劣等性”这一概念时，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把“人类学异化和暴力问题纳入到经济不平等以及经济冲突的范畴之中”。这个初创期的暴力可以让我们明白为什么“知识分子”虽然散发着魅力却常常遭到排斥，它也解释了讲话中的暴力以及如下特点：知识分子的介入实际上是企图切断自身与其他形式论说的联系，以使自己卓尔不群，知识分子的介入会成为传播高级真理的媒介，甚至会成为一门科学知识，一门只能在知识领域积累的知识。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年8月1日—2002年1月23日），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总是对这些问题特别敏感，他提出了在知识斗争中的暴力，揭露了“智力”垄断地位形成的暴力。然而他的态度却完全暧昧不清，使他去支持自己曾经首先站出来揭露的一些方法。正如我们所知，皮埃尔·布迪厄致力于揭露知识分子看上去很“纯粹的”理论立场中的关键问题，我们也知道，他努力揭示好处与利益，哪怕是那些能够激励知识领域的参与主体的“无私的利益”。皮埃尔·布迪厄旨在说明，像在其他领域一样，知识领域也是一个存在斗争的地方，在这里，对于当事人而言，任何立场的关键问题都可能是必不可少的，而这正是“范畴”这一概念的意义所在，该领域的一些人具有从同一历史继承下来的共同特性，这种特性被特殊的社会立场所决定。参与主体通过自己的方式，参与到同一场社会“游戏”之中，他们拥有自己的价值观，与整个社会中的其他价值观迥然不同，这些价值的取向也决定着它们的社会存在。即便某个领域的价值观显示出“普遍意义”，这也改变不了什么。只有在对这些价值观的尊重成为实现统治地位的条件的空间里，对“真理”或“道德”这些价值的重视才可能成为一种决定性的热情。但是自从“统治的欲望”（libido dominandi）被定义为某一领域成员的活动的主要动力后，“道德”就只有在可以确保在它某一领域拥有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才会被重视，比如该领域的自主权因此会得到尊重。当“道德”在某一领域变得薄弱时，一些行为便会要摆脱这一原则。对这一破除权威的举动，很多人都觉得不能原谅布迪厄。他在职业生涯中遭受的抨击的暴力以及今天他引起的愤怒，大多都源自他对待文化主题的方式，来自制造文化主题的人们，是这些人将这些主题当作了“其他东西”，他们的动机和逻辑虽然是特别的，但是与社会中其他领域的动机和逻辑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从此，“误解”就此产生，并始终未能消除，这项指控不停地在重复，指责皮埃尔·布迪厄质疑一切“文化”价值。但布迪厄已经明明白白地表示过：他不是质疑一个现实的价值，而是要澄清实现这一价值的可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这样一位革新的艺术家的举动看起来非常有趣，因为它代表了明显的社会利益，同样，如此一位科学家的话语也是真实的，因为他想要确保在领域内的统治地位。皮埃尔·布迪厄认为知识领域以及更广泛的文化领域内的成就具有无可辩驳的价值，正是因为如此他才不停地揭露被他称之为“普遍概念垄断”的现象，他使用矛盾的表述来阐述该问题的各个方面。“理智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任何表现，无论是否以科学自居，都是在忘却或故意掩饰这些条件，从而希望证明这种最难证明的垄断，即普遍概念的垄断。”对某一丑闻的揭露曾经成为激励着皮埃尔·布迪厄撰写作品的动力之一，的确，布迪厄看到文化已经普遍地垄断在了一些人的手中，更有甚者，连客观阐述和理性思考的能力也被转包给了“被统治者”。“我们不能毫无矛盾地阐述（或揭露）为某些人创造的并非十分人性的生存条件，同时将完全开发出了类潜能的这一功劳记在那些饱受如此生存条件之苦的人的头上，这些潜能包括采用我们默认的无偿、无私的态度，因为这也是社会所认可的，就如同在‘文化’或者‘美学’中所阐述的那些概念一样”，所以，这不只是因为被统治者根据社会的级别被看作了下等人，被统治者塑造了理想的楷模，但与真正的他们却并不相符，还是因为被统治者实际上所处的境遇使他们无力充分发展他们所谓的“人类的潜能”。为了解释人们对被统治者们所犯下的错误以及社会秩序如何打造他们自己的能力，皮埃尔·布迪厄又重新使用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理性”（logos）和“现象”（phonè）。皮埃尔·布迪厄在其晚年的作品《帕斯卡式的沉思》（Méditations pasca-liennes）中，尽可能地将自己置于哲学领域，提到了《政治上的介入（1961—2001）：关于一种特定的政治介入方式：文选》第一卷中做出的划分，以描述一种不可能性，“最贫困的人们”无法把他们的控诉（被视为一种痛苦、不如意、不满的表达而已）变为法律意义上的控告，变为一种对不公正的错误的控诉（……）或者变为一种普遍的诉求”。实践中的人类获得的“理性”因需要而产生，是一次真正的“跳跃”——这一点布迪厄反复强调过：为了实现从一种“思想感情”（ethos）向“理性”（logos）的转变，从一种明显的特殊性的话语转变为普遍性的有意图的语言，一定要跨越“经院哲学的藩篱”，要以“理论”的眼光审视自己的经历，这种眼光不仅仅是学者的目光，而是所有客观视角的前提。然而，我们要明白，在皮埃尔·布迪厄的论说中，我们发现了一些注释和懊悔，这是对这一言之凿凿的非连续性的质疑，就像1977年他在一次讲话中所做的总结中表示的那样：我曾经吃惊地看到，和我谈话的同一群人在闲聊着，他们对领导者、工人、工会及其地方组织之间的关系进行非常复杂的政治分析。当我向他们提出一些类似于民意调查的问题时，他们却全然不知所措，只能讲出些平淡无奇的话，他们的论断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在论述一些问题时，需要采用有别于真伪判断式的方式去讨论。教育系统教授的并不只是一种语言，而是一种与语言有关的关系，与事物、人、与现实完全脱节的世界休戚相关的关系。正是在这里，被统治者们的语言突然之间不再禁止进行“极其复杂”的政治分析，他们的问题也不再是取得政治话语问题，而只是要掌握一种特殊的语言，一种“政治科学语言”，这种语言假定了一种与世界之间失去现实感的关系。就像在学校里，为了能够从政治舞台发出自己的声音，大家便会学习掌握合理的规章制度，将其翻译成一种已经形成的政治语言，但这是一种还未得到认可的语言。这一翻译活动不会没有损失，因为统治地位的语言具有抽象性，它将普通的表达方式从现实中剥离开来，而同时又要求在表达中放弃具象性，以便让大家真切地听到。问题是这些评论直接反驳了皮埃尔·布迪厄一直以来所坚持的那些观点，他认为，若想获得政治上的表达和思想的权力，一定要超越被统治者们话语那顽固的特殊性。诚然，这一特殊性常常被当作“真实性”的一个标志，与政治语言的不切实际正好相反，然而它也是一切政治化的绊脚石，因为它“试图禁止作为动员活动条件的普遍化”。理性论说和实践意义之间连续性的根本中断一旦被提出，我们就很难想象被统治者们能够重新获得理性。正因为如此，当皮埃尔·布迪厄对为了取得普遍概念就建立“理性的现实政治”的必要性问题提出更加积极、更加系统的断言时（其具体内容也更加含糊不清），他并不能够真正地说服大众。皮埃尔·布迪厄认为，为了获得所有这些价值观，社会学家们应该允许超越对普遍价值观的简单辩护，这些价值观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代表。为此，首先需要说明，这些价值观属于垄断的对象，但这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并不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按照皮埃尔·布迪厄的观点，该领域的独立自主应该确保知识分子站出来为“普遍价值”进行辩护，而社会学的批判则允许他们不必纠结于此，但是同样要求继续努力“推广取得普遍概念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但问题是，普遍性的可能性的条件迄今为止基本上还没有确定。皮埃尔·布迪厄以最激烈的方式揭露这一丑闻的真面目时，他对知识分子的形象表现出一种奇怪的信心，他相信知识分子是唯一能够划分类别并以此批判社会的人，只要知识分子能够反思自己的立场。事实上，只有他才可以摆脱继承自既立社会秩序的思想类别，从现实的思想方式角度去观察，他所处的情境使他能够得到解脱。因此，这是一个真正的重新恢复的垄断，这一垄断表面看来是必要的，甚至是合理的。我们对被统治者们进行过描绘，也对其主要特点进行了一番勾勒，但是，他们的特点真的会发生变化吗？如果被统治者们真的像定义的那样“没有言语”，没有符合他们作为“被统治者”的话语，如果他们真的只有一种“声音”，一种“尖叫”，而不是连贯而理性的讲话，那么，他们又是如何获得知识方面和政治方面的某种独立自主呢？我们只有从知识分子那里，才可能提前找到一种“可以使被统治者相互理解并且按照他们的内心的使命组织起来的理论”。围绕统治问题进行争议的运动需要知识分子的亲身参与，因为没有经过争议的“理论”是不会有效果的，并且只有理论家才可以建立一种理论体系。也正是在这一观点上，皮埃尔·布迪厄认为知识分子可以“给别人提供一种解放的方式”，他们能够带来真正的“文化财富的传递”。布迪厄认为，如果没有这些，他们的工作便没有任何意义。如果社会学只是专家之间的一种话语，如果不允许在整个社会中对秩序广泛批判，那么“对社会学花上哪怕一个小时去研究都不值得”。需要指出的是，皮埃尔·布迪厄认为知识分子通过两种不同的途径参与到围绕统治问题进行的争议之中，然而这两种途径一定都要符合一个原则：所有的行动背后都有着“社会学原因”，也就是说完成某一行动的人都受着“利益”的驱使。知识分子与被统治者之间第一个团结的原则被皮埃尔·布迪厄称为“同质”作用，即知识分子与被统治者的立场相同，他们都受到某种形式的统治。的确，知识分子不能被简单地与被统治者画等号，因为知识分子所掌握的资本并不是最有价值的。文化资本持有者的立场与经济资本持有者相比，地位会略显低微。这一点也说明，知识分子和被统治者们一样，在某种情况下，都会通过反对社会秩序实现自己的利益。他们与被统治者的团结并不是一种算计，相反，这一“策略”源自现实的原则和一种暂时团结的“感觉”。如此的同质性引出的协作必然有其局限性：从某些角度看，知识分子同时也是被统治者，他们会因为某个决定性因素占了上风而改变看法。有的情况下，他们会感觉与被统治者的团结不再那么紧密，这就是当他们自己的权力受到质疑时。“在与他们认为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时，他们在资产阶级层面上是团结的，正如在所有危机时期——他们在社会中的特殊资本和立场受到真正威胁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那样。”问题来了：知识分子是否会怀疑他们所享受的特殊权力的基础呢？在何种情况下他们才可能会致力于自己的消亡？当知识分子自己手中的权力受到质疑时，他们与被统治者的结盟就会暴露出模糊不清的特点。知识分子会从剥夺中获得利益，哪怕是因为他们的资本只有在独享时才会有价值。然而，对统治权的质疑如果忽略了对知识和政治的垄断这一基础，那么这种质疑是否仍然有效呢？此外，知识领域的自主性使得知识分子能够扩大特殊利益、发展维护整体社会秩序的竞争性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在此情况下会表现为“普遍的”规范。出于社会层面形成的这种“对无私表现出的私利兴趣”，知识分子们很可能会参与到被统治者的斗争中去。因此，一些文章暗示说，知识分子的“批判使命”会直接随着“文化生产领域”的自主性的变化而改变：自主性越大，知识分子就越是贴近为御用“专家”的形象，或者“自由的、具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的形象。因此，在《艺术的规则：文学场域的诞生及其结构》（Les Règles de l’art.Genèse et structure du champ littéraire）一书的附言部分，知识分子的“批判才能”被描绘成他们自己领域的自主性的产物。政治斗争的主战场之一是保卫“文化产品领域的自主性，或者套用如今不再时髦的说法，是保卫文化生产者对其生产工具及流通工具的所有权”。这一表述奇迹般地应和了皮埃尔·布迪厄对普遍概念的垄断进行的阐述：当知识分子成为重新剥夺进程中的一员时，是否真的“首先要捍卫知识分子”？伴随着这一宣言，衡量斗争的紧迫性的标尺似乎发生了变化，由对普遍概念的垄断进行的斗争转变为保卫知识领域的自主、捍卫自身价值观的斗争。知识分子们应该承担起他们所应该扮演的角色：“以左拉的方式，运用权威和才能介入到世界政治中，权威与才能都是因从属艺术、哲学、科学自主领域才具有的能力。”因此，社会学家应该是确保知识被“好好利用”的担保人：他们在引导“知识团体的社会批判”的同时，还应该澄清“隐藏的利益”，让知识分子们将其应用到政治活动之中，“不纯正的”动机会让知识分子们不再单纯地听从自己思想中的“无私”的召唤。这里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知识分子拥有的这一“自主性”：它是否是一种社会权威，一种合理性被认可的、可以对抗“权威的效果”（例如，政府所拥有的权威的效果），抑或，它是否是另外一种权威效果，可以让人听到本不会被听到的一个普通公民的声音？又或者这种权威只有在建立起一种“鉴定”的形式模式后（尽管皮埃尔·布迪厄对此已经很明确地加以否认）才可能被证明是合理的？皮埃尔·布迪厄在两种断言之间举棋不定，他的著作也被相似的知识分子和专家们所研究，这一相似性有规律地出现，同时也有规律地被推迟或低估，就像受到了一种压抑行为的控制一样。我们感觉，皮埃尔·布迪厄尽管对暴力产生的普遍概念的垄断问题心知肚明，但他不能承认自己的立场几乎就是在替经验丰富的专家政治说话，他表示：我认为，我们若想很有效地与国家和国际的专家政治进行斗争，就只能直面迎击其专有的领域，比如科技、经济领域，将其炫耀的抽象的、残破的知识与一种更加尊重人类、尊重人类所面对的现实的知识对立起来。权力以强硬的态度企图以科学之名展现自我，同时将实权交给了科学家们，但是如果我们可以设想从战略角度考虑占有这项权力，同时得出结论，认为只有“学者”才可以回应专家政治，这样难道不是在重新使用一种“强硬态度”吗？如果我们像皮埃尔·布迪厄那样接受在专家政治的地盘上与其进行斗争，是否就已经做出了大大的让步？这是否就是“重新获得民主”的道路呢？只有从介入动机观察（源自他们所属的、代表其利益的自立范畴，一种特殊的“欲望”），知识分子才能够与专家治国论者区分开来，皮埃尔·布迪厄也称这些人为“知识民主人士”（épistémocrate），这样，专家治国论者就被危险地当作了仿佛“学者”式的人，他们的权力都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有才能者和无才能者之间的划分还未涉及。这也让皮埃尔·布迪厄再次对政治与医学进行比较：所有的政治艺术都旨在解读不明确的信息；对患者含混不清的诉说不能仅仅去转述，而是要进行分析、解释，从社会和经济原因来解读，当然，这些首先是社会学家需要做的工作。皮埃尔·布迪厄表示应该“教人们怎样把医生（社会学家可能成为医生）当作一件工具来利用”，以减弱隐喻的力度。但这真的是一种解决方法吗？另外，有人批评布迪厄企图垄断知识，对此进行的回击颇具讽刺意味地形成了另外一种权力形象，例如教师的权力，教师的使命是引导“人们”走向相对的独立自主。专家治国论者和社会学家俯身面对病人，仿佛就是政治领域唯一的两个可以想象的参与者。然而，并不是说只有从属于一个独立自主领域的“专家”才有能力与权力分庭抗礼，即便是在知识领域进行斗争的时候。近几十年中的政治运动可以证明“被统治者”是以何种方式发展了一种真正鉴定，并且使其适用于“统治者”，伊莎贝尔·司当热（Isabelle Stengers）在分析中将其比喻为吸毒者，他们要别人接受他们亲身经历中得来的知识的价值，并且最终左右与之相关的公众政治。在1980—1990年，政治所采用的新形式见证了马克思主义范式一统天下局面的结束，见证了与政治与知识的另一种实际关系的发展。皮埃尔·布迪厄对这些改变表现得十分冷漠，这或许与他要让科学界的独立性发挥主要作用有关，同时要保证知识分子工作的科学性及其“道德的纯洁性”：在皮埃尔·布迪厄来看来，科学领域和政治斗争之间的所有相互影响都是可疑的，因此他反倒否认政治制度对知识发展有什么推动作用。皮埃尔·布迪厄在分析被统治者的某种独立自主性（特别是在知识界）产生的过程时遇到了困难，他给予知识分子一个决定性的、必不可少的角色，让他们得以解放，巩固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他们代表的暴力的方式，我们不禁要问，他遇到的困难以及帮助知识分子的方式是不是部分地源自他过度自信地认为社会科学可以实现“科学性”呢？根据“科学”的某一概念，比如按照制定好的具体规则而拟定的决定性论说，它包含的真理却无法被理解。因为皮埃尔·布迪厄将希望寄托在知识领域的自我保护上，他认为应该确保知识分子对真理价值观和“道德规范的纯洁性”的笃信，这样可以清除该领域中的“暴力”。从违反规则方面来说，他忽略了还有其他途经可以发表讲话，对社会进行批判，而批判社会也并非知识分子才能使用的特权。在这里，并不是要再次使用卢克·博尔坦斯基或者布律诺·拉图尔对皮埃尔·布迪厄所提出的异议，他们指责布迪厄的社会学粉碎了“普通参与主体的话语”，总是认为其话语不够恰当；这并不是说，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像社会学家一样，能够很好地并精确地掌握一些关于社会的知识。不可否认，社会学家确实拥有一些调查方法和分析类型，使得他们成为现实的解读者，而这一解读能力并不是所有人都具备的，总而言之是不可能不经过一定的适应工作就能具备的。此外，面对社会，知识界并非唯一制定等级以及进行批判性分析的地方，相反，知识界常常受到外界论说的压力，被“强迫”去思考一些它曾经回避过的问题。社会科学的讲话永远不会是一个最终的讲话，而是表现出转移、变化以及修正过程，皮埃尔·布迪厄试图回避这一事实，因为他有直觉（部分是社会原因形成的直觉），只有在被批判时或者在理解现实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时，这些直觉才可能被批判、被改革。皮埃尔·布迪厄总是想要让这些必要的理论难以察觉，默默地吸收对自己的批判意见，似乎保持他理论框架在表面上整体的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仿佛需要让他论说中暂时的、不确定的范畴消失，仿佛要保存幻想，希望只能根据知识领域的特殊运行撰写这一讲话，而不受任何干扰，似乎其价值靠的就是这种“纯洁性”。一切都仿佛是在掩盖皮埃尔·布迪厄的论说出自论战背景这一事实，仿佛是要忘记论战是获得某种真理的决定性因素，这里所说的论战不只是完全按照规则和知识领域自身的价值观所进行的论战，还包括对知识分子施加“暴力”的论战。然而，事实是，社会科学是在与外界的对话过程中缔造的，这就让人重新质疑布迪厄为科学论说与普通论说划定的界线。发生的这一切好像都在说应该不惜任何代价让政治“撤出”社会科学领域，于是政治重新为某些专家治国论者所用，增强了“真正的”科学家过度的自信心，这些正直的科学家会对自己和社会秩序提出批判。皮埃尔·布迪厄也认为普通论说和社会学家的论说之间出现了彻底的决裂，他于是不再寻找什么方式去怀疑“普遍概念的垄断”这一“知识暴力”，而“知识暴力”恰恰是他曾经竭尽全力想要揭示的。
本文选编自《话语如刀：西方知识暴力的历史》，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特别推荐购买此书阅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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